信使壮着胆子，颤声追问方国安将军的下落，盼着能亲口将消息递到将军手中，主簿却陡然沉了脸，不耐烦地挥手斥道“公务繁忙”，当即唤来衙役，不由分说便将他打发了事。

这封关乎杭州湾安危的军情信，终究是没能递到主事者眼前。

在这主簿看来，每日往来行都司的信使络绎不绝，送来的无非是些州县请拨军备的呈文、营兵募集的琐碎事，或是乡绅喊冤的鸡毛蒜皮，哪里有什么真正的紧要事？

他早已习惯了将这些文书束之高阁，任其蒙尘生霉，这封来自舟山的预警，自然也被他轻飘飘归入了“无关紧要”的一堆，连拆封细看的心思都欠奉。

而此刻的方国安，正困在自家府宅的庭院里，指尖捻着一片枯黄的荷叶，望着满池残败的荷梗，心绪沉郁如铅。

塘栖那一战的炮火声犹在耳畔，他却早已被行都司钉上了“破坏盟军邦交、无令擅自动兵”的罪臣标签。

幸而那日厮杀并未造成大规模兵员伤亡，才堪堪免去被报请五军都督府从重制裁的祸事。

即便如此，他也落得个“回府思过”的处分，问及何时能官复原职，行都司那边始终含糊其辞，没有半分准话——

这分明是将他彻底剥离出了兵事，成了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废人。

方国安的这般遭遇，恰恰凸显出弘光朝军政体系里的一桩致命弊病——

监军与督军制度的彻底缺位。

既无手握实权的监军，能捧着将领的申诉文书直达天听；

也无执掌监察的巡抚，可连通都察院为蒙冤者主持公道。

他纵有满腹冤屈，浑身征战沙场的本领，也只能任由顶头上司行都司指挥使一言定性，连半句辩驳的余地都没有。

说到底，监军制度从来都是一把利弊相生的双刃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