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他拜托吴文瀛顺便将他的奏请带走，因为吴兆文已经想出了一个有效管理土司的方法。

他认为大明不能再设立“宣慰司”了，这种机构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力度来维护地方稳定。

他提到了历史上的“播州之叛”和“东吁之乱”，指出现在的云贵土司不听调宣，导致云南布政使无法正常开展工作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。

然而，吴文瀛对此并不看好。

他劝说吴兆文不要抱太大希望，因为从“麓川三叛”至今已经近二百年，三十多年前，朝廷勉强恢复了车库宣抚司，但朝廷对云贵缅的掌控能力早已大不如前。

他提醒吴兆文，云贵地区被裁撤只是早晚的事情，他希望吴兆文能够三思而后行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过于激进的决策。

他认为这场危机不仅是对沐天波和吴兆文个人的考验，也是对大明朝廷在西南地区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。

面对未知的“活僵”和复杂的土司局势，他们必须谨慎权衡，做出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选择。

大明都察院御史巡抚各地的制度，一方面确实有利地方，同时也是对地方的信任危机，与监军制度很相似。

前者监管地方民政，令地方民政可以有效开展，但是风闻奏事的权力，令布政使不敢放开手脚治政。

监军太监确实可以监管地方军政，令军政不会重演唐朝节度使专权自治；

但是到了大明后期，面对流寇的混乱，反而令地方军事难以开展，监军的胡乱指挥，动辄上报朝廷；

很多时候的奏报更像诬告，却没有人对他们实施监察。

后期的大明各项制度已经是沉珂，不是某个明君，或者阁臣可以改变的，灭亡只是时间问题，流贼只是加速，而不是决定因素。

作为皇帝，朱有建是昏君，作为穿越者，他对明史并不了解，自他想明白自己只是想活下去那一刻起，什么规矩制度已经不重要了。

所有一切都必须围绕他能够顺利活下去为核心，他将天下事归结成两件——

朕活着、百姓活着。

军队是为他活着服务，朝臣是为了养百姓存在，最终演变成最大的地主，带着一群大地主共同维持这个皇朝。

他自己的土地养佃户，直接打出样板，然后敦促股东学习，为此还为他们定制出相关责任与义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