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回国内。

帝国的内部，正酝酿着比海上风暴更可怕的裂痕。

首要难题，是各部族如何共处。

前朝旧例无非辽之“南北面官”，或唐之“天可汗”体系。

辽制已被证明只会加深隔阂，不可用！

唐制……亦不可用……

难道昭告天下，传说中的金甲天神是唐朝士兵吧？

虽然唐军真的穿金甲……

大元可以接受后人的说法，黄金家族是刘邦后裔。

但万万不可能接受黄金家族是唐军私生子后裔。

若自认唐军子孙，草原上的刀剑第一个就要指向大都。

所以大元朝廷默许“成吉思汗乃刘邦后裔”的说法流传。

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以柔化统治汉地。

毕竟“金刀之谶”传唱千年。

黄金家族以刀取天下，如何不算应谶？

然而这些都非根本。

矛盾不会因为蒙古人变成了汉人，就自己消失了。

内部矛盾虽大，但底层的民众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矛盾。

甚至于，底层蒙古人过的比汉人还惨。

他们被编入军户，世代为兵，需自备鞍马、刀箭、干粮，万里戍边。

为凑军资，卖田卖地，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。

蒙古贵族还与汉人地主勾结，大肆兼并牧场农田。

失去草场的蒙古牧民，沦落为汉人田庄里的佃户，处境甚至比许多汉人农户更为凄惨。

一旦欠债，便可能被折算为驱口，也就是奴隶。

元律虽禁贩蒙古人为奴，但对“私相典卖”往往视而不见。

并且，他们被贩卖的规模甚至超过汉人贫民。

而且，元朝“四等人制”的优待，只针对蒙古贵族、勋臣和色目上层，底层蒙古人没有任何政治特权。

于是，荒诞却真实的景象出现了。

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高居庙堂，而底层蒙古士兵与牧民却在贫寒中挣扎。

司法面前，蒙古人殴死汉人同样偿命。

而汉人地主打死蒙古佃户，却常能以罚金脱罪。

“汉军保大元，蒙古反大元”，看起来有些反常识，却是真实写照。

诚然，元朝也有很大的民族矛盾，但整个元朝最严重的矛盾，其实是阶级矛盾。

所以元末，有无数底层蒙古人投红巾，要干翻元朝。

阶级的裂痕，始终在吞噬着民族的界限。

在草原时，我是贵族的奴隶，要出去打草谷。

到了中原，我仍是奴隶，草谷还没的打，反倒要给汉人地主种地。

这仗，岂不是白打了？

当然，底层汉人也苦。

同样的怒火，也在汉人底层中燃烧。

元朝在汉地实行“官府统摄、包税人代理、士绅协作”之制，核心只有一条：“足额完税，不问其余”。

此法将基层权柄几乎尽数交由士绅，使其成了真正的“土皇帝”。

法律在“完税”二字面前，形同虚设。

诚然，内部矛盾深重时，本可对外征伐以转移视线。

可忽必烈如今环顾四野，打谁？

诸汗国虽早已离心，却同出一源。

征伐他们，等于自毁根基。

并且在大元，复宋、复唐、甚至复辽金，都尚有议论空间。

唯“复蒙古”一事，是碰不得的逆鳞。

这是大元内部的共识，也是诸汗国的共识。

你打这些汗国，是准备恢复大蒙古帝国吗？！

对外掠夺之路既绝，便只能回头治理内政。

而治理，便绕不开“汉化”二字。

但汉化之途，步步荆棘。

其核心在于“法不阿贵”、“科举取士”、“编户齐民”。

这直接触动了蒙古、色目贵族的根本。

科举会打破世袭官位，编户齐民将剥夺免税特权，法律平等则撕碎了他们的司法护身符。

对他们而言，汉化非为治国，实为夺权。

甚至汉人世侯与士绅也各怀心思。

世侯们说：汉化可以，但我们需行“魏博牙兵”旧制，此乃大唐遗风，亦是汉家制度。

士绅们则表示：若复汉制，当用“九品中正、门阀政治”，此亦华夏千年古法，合情合理。

忽必烈顿觉，自己已被逼至绝境，进退维谷。

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。

汉化，则既得利益集团反噬。

不汉化，则阶级怒火终将焚天。

甚至，比历史上还会来的更早。

因为阶级矛盾四个字，就可以让底层蒙古人、汉人、色目人抛弃民族矛盾联合起来。

他听闻，那阴魂不散的白莲教，居然进化了！

如今不再只唱“明王出世、弥勒降生”的老调，转而四处宣扬更可怕的道理：

“天下穷苦人，都是一家人。”

“汉官不会因你是汉人而仁慈，蒙古贵人也不会因你是蒙古人而慈悲。”

“在他们眼中，你我皆是耗材，皆是奴隶。”

听到这消息，忽必烈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梁升起。

他不怕神鬼，不怕刀兵，却怕这撕开华丽外袍，直指血肉骨髓的实话。

白莲教，你们怎么能偷偷进化呢？！